01JAN2015【14歲女童一案或成香港司法制度及法治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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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REC深入探討女童一案

於12月30日被少年法庭裁判官下令需於等候1月19日警方申請的兒童保護令審訊期間入住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的14歲女童於昨日獲保釋離開。惟在整個保護令申請、審訊、上訴的過程都引起社會激烈的討論及反彈,有不少市民認為警方是政治打壓,強行將女童及其父親分離以達嚇退抗爭者的效果。

女童原要在六合一院舍渡過2014年的除夕橫跨2015年,惟當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擔任女童代表律師後被即日釋放,當中引起一些市民質疑香港的司法制度的獨立性及上訴制度是否向社會知名人士或大律師傾斜(註:李柱銘為香港排名第一的資深大律師)。

少年法庭是香港專門處理16歲以下少年(除謀殺或其他嚴重罪行外)的罪行,並根據香港法例第232章《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34條被賦予對18歲以下的青少年發出照顧及保護令(care or protection order)。對於是次女童一案,警方是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34(1)條向少年法庭申請照顧及保護令並向裁判官稱父親缺乏照顧女童的能力並要求女童由社署暫時照顧。為保障兒童權益,在一般情況下少年法庭的審訊內容、過程及判詞等均會保密,故對於警方以什麼理由或證據去認定女童父親無力照顧女童暫未能確認。

在正常情況下如被告對裁判官的裁決有異議時,可以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Court of First Instance)上訴,惟是次女童事件並非一個罪項經由裁判官定罪、頒發一個命令或裁決,而是少年法庭裁判官因應警方提供的理據判定女童父親未能照顧該女童並判女童在等候照顧或保護令審訊期間需由社署監管。根據2006年一宗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案例,如少年法庭頒下一個照顧或保護令的話,上訴人代表律師只可以根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34C條向少年法庭申請解除或更改保護令,而不能以香港法例第227章《裁判官條例》第113(1)條提出上訴,即高等法院沒有司法權限去處理(註1),然而是次女童事件的照顧或保護令的聆訊排期於2015年1月19日,即代表裁判官其實並未頒下任何照顧或保護令,故女童代表律師無法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34C條申請解除或更改保護令,只可向少年法庭上訴。

在資深大律師李柱銘代女童向少年法庭申請上訴被拒後再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申請上訴並於律政司不反對的情況下獲接納並允許保釋離開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高等法院昨日的判決疑似與2006年的案例有所衝突,惟因是次案件主角為兒童,所有內容圴為保密,沒有足夠資料去判定到底資深大律師李柱銘以什麼理據向高等法院上訴而高等法院法官是以什麼理由接納其申請其釋放女童,本媒記者曾嘗試聯絡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希望就此訪問惟未獲回應。

事實上,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於2005年一份法律改革報告指出《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34條限制了被認為需要照顧或保護的兒童的親人或有關人士向法庭申請任命成為監護人,因為現時法例規定申請人必須由社署署長授權,惟授權過程需時並在本質上違背了「照顧及保護」這原意。除此之外,報告亦有指出現時法例於照顧或保養令在審訊程序中並沒有列明兒童的監護人有上訴的權利,而其父母或監護人亦無法申請法援,因法例亦沒有列明其監護人或父母為照顧或保護令司法程序的一方。最後,報告認為有關保護兒童及青少年的法例裡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而這些矛盾應盡快處理,除非有非法強烈的政策原因去保留這些矛盾。(註2)

另外,在高等法院釋放女童時用了保釋一詞,保釋是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條,法庭可下令被控人獲准保釋,惟是次女童是因警方懷疑她沒有獲得合適照顧而根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34條向少年法庭申請照顧及保護令,而非刑事控告女童。故女童一案因審訊內容保密的關係引起了眾多疑團,包括

1. 何以高等法院會受理代表女童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的上訴?

2. 在仍未正式審理警方申請的照顧或保護令前,何以少年法庭裁判官便疑似根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34(1)(d)條判女童需交由社署暫時看管,當中所考慮的原因或理據到底是什麼?

3. 事實上裁判官可以根據第34(1)條委任其他願意照顧女童的人士暫時看管女童。在《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下有關照顧或保護令必須以兒童的利益為最大依歸(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那裁判官到底以什麼原因認為社署看管女童會比交由女童其他親人或者其他願意看管她的人士去照顧女童是對女童有最大利益?

4. 高等法院以「保釋」一詞釋放女童,而保釋是涉及刑事訴訟程序,那警方是否同時刑事控告女童? 而高等法院稱保釋是「控方不反對」的情況下批準的,那是否代表著女童已經被刑事落案起訴,案件己有控方及被告?

香港擁有完善及公平的司法制度,惟雨傘革命爆發後社會充斥著言論認為司法制度已向政權傾斜。女童一案因保密關係而充滿疑團,若這些疑團沒有得到解答,或對香港法治及司法制度造成嚴重衝擊。

編按:本文並非指出現時司法制度或法治出現問題,而是因為女童一案在保護兒童的原則下所有審訊過程和內容均為保密,故引起一系列有關的疑團。

註1: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俊祥 [2006] HKCFI 1544; HCMA 1077/2005 (12 January 2006)
http://www.hklii.hk/chi/hk/cases/hkcfi/2006/1544.html

註2:Page 62 of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OF HONG KONG REPORT CHILD CUSTODY AND ACCESS
http://www.hkreform.gov.hk/en/docs/raccess-e.pdf

有關法例
1. 《裁判官條例》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01790b2805f0cb5c4825755c00352e34/A1A11CCF95F6D8D1482575EE004FAFB6/$FILE/CAP_227_c_b5.pdf

2.《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56DB41E159CFD841482575EE004D73C6/$FILE/CAP_213_c_b5.pdf

3.《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91A67D2B01931566482575EE004EB6D4/$FILE/CAP_221_c_b5.pdf

記者: Willia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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